6月29日,张西洛同志走完他八十年的人生旅途,于医院悄然病逝。噩耗传来,作为与他在光明日报相处二三十年的老同事,我们凄怆之情,无以自己。从此,我国新闻界失去一位很有活力很有经验的老记者,我们则失去了一位良师益友。
最后见到西洛同志是在中日友好医院,那是5月下旬。多年的癌症已经把他折磨得骨瘦如柴,说话没有力气。他看见我们又高兴又激动,说了许多话,还回忆了当年我们一起在国内部共事的情况。他记忆力还是那么好,许多事还记得清清楚楚。当我们向他告别时,他哭了,无疑他意识到这一别很可能是永远的诀别。
西洛是1956年调来光明日报的,“文革”前他担任报社国内政治部副主任。在光明日报的二十六年中,他先后做过统一战线、知识青年、医药卫生等宣传,他口勤、腿勤、手勤、善于社会交往,是天生一副作记者的好材料。在做统战宣传中他广交名流,经常是一些社会知名人士家中的座上客。西洛虽是一位名记者,但从不摆名记者的架子,他对一起共事的同志和不管什么样的采访对象都能推心置腹,以诚相待,也乐于听取别人对自己的意见。在担任国内政治部负责人时,他对年轻记者倍加爱护,亲自带领采访,言传身教,并热情鼓励他们到第一线去采访。西洛政治思想敏税,处理稿件快捷。记者发回报社的稿件,在他手上从不积压,发现问题及时去信指出。
有人说记者要读万卷书,行万里路,西洛是赞成这种见解的。1959年他在《新闻战线》上发表一篇文章,题目就是《作一个知识多、交游广的记者》。西洛同志自己是努力实践这一信条的。他很熟悉自己的采访对象,能讲出他们的许多逸闻轶事,甚至成为自己的深交。“文革”中西洛搞知识青年宣传,那时他已经是往六十岁数的人了,可是他还是不辞辛苦几次深入到边远地区采访。
西洛是一位爱国进步的新闻工作者,早年就接受党的教育,在党的影响下成长起来。西洛小时候家境贫寒,上学很晚,“一二·九”后他参加救亡运动,中学没毕业就被学校开除了,从此他踏上新闻工作的道路。他先后在重庆几家报纸做记者,凭着自己对新闻工作的热爱和坚强的奋斗精神,逐步成为一位有影响的记者。1939年9月,西洛以重庆新民报记者的身份在延安访问了毛泽东,此次访问被收入《毛泽东选集》第二卷《和中央社、扫荡报、新民报三记者的谈话》一文中。这是西洛记者生涯中最具光彩的一页。那年西洛才21岁。新民报是一家民族资产阶级性质的报纸,它有一定的进步性和代表性。西洛在这家报社任记者多年,以这家报纸的名义还先后采访过朱德、彭德怀、叶剑英、叶挺、彭雪枫等八路军新四军高级将领,也采访过李宗仁,傅作义、卫立煌等国民党的高级将领。
可以毫不夸张地说,西洛在记者岗位上所取得的成就,完全是凭着他自己敬业精神和个人努力奋斗出来的。
正是这种敬业和拚搏的精神,使西洛在任何情况下,从不消沉。1982年已届65岁的他,仍踌躇满志地与徐亦安等同志一起为筹办《人民政协报》而奔走呼号。在他担任《人民政协报》副总编辑期间,虽然已是古稀之年,仍坚持在第一线采访,足迹遍及二十几个省市。
正是这种敬业和拚搏精神,在连续四届担任全国政协委员期间,为了我国新闻事业的发展,屡屡建言献策。
正是这种敬业和拚搏精神,他为了把自己新闻记者的工作经验留给下一代,不顾身患癌症,在74岁那年,亲赴四川查阅历史资料和访朋问友,完成《一个老记者的经历》一书。
西洛乘鹤西去了,但他的优良品格我们永远不会忘记。试吟小诗一首以志哀:自强不息君诚建,拚搏一生老报人;鸿飞杳杳倏然去,留得人间雪泥深。